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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min 2012-04-24 11: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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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说起我国的茶叶,不能不提到晋商,因为他们为我国茶叶的产销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。至今,在我国辽阔的江南茶区还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:“四川的猴子,河南人耍;南方的茶叶,山西人贩。”足见山西商人贩茶已久负盛名。

    晋商贩茶,最早始于宋代;明清时期,雄踞于全国商界的晋商成为了当时国内势力最大的商贩,也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一大商团。他们资本雄厚、活动区域广、活跃时间长,经营项目之多令人惊叹!在晋商经营的各种项目中,茶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。他们经营的茶叶不仅占领了我国北方市场,而且远销俄国,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。他们以惊人的魄力和开拓进取的精神,为发展我国的茶叶经济贸易,沟通南北物质交流和促进中外人民的友谊,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
    早在明代初期,茶叶已成为晋商经营的重要商品。他们每年都要“挟资裹粮”,不远千里赴南方茶区采办茶叶,然后由福建、安徽、湖南、湖北,转运到山西和西北各地。其中有官茶、有私茶,茶商须凭官府所发引票而进行长途贩运。据明朝人杨一清言,朝廷“自弘治十八年为始,招谕山(西)、陕(西)等处富实商人,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”。可见,当时的统治者对晋商何等重视。

    十八世纪中叶,俄、蒙两国对茶叶的需求与日俱增,发展到了“宁可三日无粮,不可一日无茶”的程度。早在明朝隆庆年间,俄国就派大使彼德罗夫与亚力息夫来我国要求互市。明政府不允,清顺治、康熙年间,俄国派往中国的使臣或由商人兼任,或带商人同行,进行了一些少量的茶叶贸易,但是,这种贸易对俄国来说,不过是杯水车薪。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,中俄双方签订了《尼不楚条约》,条约的第五条夫规定:“嗣后往来行旅,如有路票(护照)听其交易。”这个条约,客观上为中俄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。

    清雍正五年(公元1727年),清廷和俄国签订了《恰克图通商条约》,其时,晋商大量经营茶叶贸易,逐渐开辟了两条由福建武夷山至库伦、恰克图和安徽建德至乌鲁木齐、塔尔巴哈台的万里茶叶商路。

    清咸丰三年(1853),太平军定都南京,晋商去安徽、福建采办运输茶叶的商路中断,于是转道两湖采办茶叶外销。湖南安化县成为了他们采制的中心,一时间,茶行林立,茶商如云,车装船载,十分繁忙。

    安化黑茶早在明万历二十三年就被朝廷定为“官茶”,晋商与当地的茶行合股加工采办红梅茶、米心茶、千两茶。红梅茶大多在汉口卖给俄国洋行,米心茶(即米砖茶)运至归化,卖给跑新疆的行商,因为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人民喜欢喝这种茶。“千两茶”比砖茶的质量高,都用细茶加工而成;行销于陕、甘、晋、张家口、蒙古一带。

    恰克图是中俄边境俄方最大的贸易中心,这里的对俄茶叶贸易亦由晋商所控制。据路履《蒙古见闻纪略》载,恰克图城内的大商号福源德、天和兴、大升玉、恒隆光、锦泰亨、久成兴、独慎玉(常家)、永玉亨、天庆隆、公和盛、璧发光等十余家商号,均为晋商所经营。据1869年汉口关册载,晋商每年从陆路运往恰克图的茶叶,有散茶48000箱;砖茶985000筐,即62760担(每担为50公斤)两项合计约11万担。至同治十年(1871),晋商输出能力已达20218担,较俄国直接贩出茶11510担高出一倍。晋商还将茶叶贸易范围扩展到蒙古地区。仅晋商对外贸易开办的最大商号“大盛魁”,每年运到蒙古地区的砖茶就达到3万多箱,极盛时,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。其中,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湖南安化采办出去的。

    综上所述,晋商对湖南黑茶的外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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